【专家简介】王泰平，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札幌总领事、驻福冈总领事、驻大阪总领事（大使级）、驻财团法人日中友好会馆中国代表理事。现任中韩经济发展协会会长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约研究员、中日友好协会理事、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。除外交事务外，王泰平先生还出版及翻译了多部著作，在中日关系的友好发展上作出了突出贡献。王泰平大使是键睿智库高级顾问，本文系王大使授权独家发布。

  原标题：安倍访美后日本国内的疑惑和担心

     安倍晋三首相与特朗普总统会谈回国后，在NHK电视节目中一方面声称他的关切“得到了总统的理解，感到放心了”，同时，针对经济领域作出说明时，又承认“尚不清楚特朗普将如何应对”，表明安倍此行虽然不无所获，但心里还很不踏实，没有看清特朗普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。

    与安倍自身宣传的“访问成功”相对照，日本政府内部对日本向特朗普政权“紧急靠近”难掩疑虑，有执政的自民党官员担心，在对方尚未亮出底牌时便轻易“上钩”，可能对日后交涉不利。日本舆论则认为，一向善于搞交易的特朗普采取的是“欲取之必先与之”的战术，在安全领域先把你安倍的请求应承下来，然后我提出要求让你难以推托，担心跟踪而至的是在经济领域特朗普很可能故技重演，把过去美国对付日本的老套办法再端出来，压日本做出让步。预感到美国将会利用安倍特朗普会谈决定创设的“美日经济对话”机制，像过去的日美结構協議一样，赤裸裸地对日本的内政横加干涉。对在特朗普实现“美国第一”背景下，以经济政策、基础设施投资、贸易、投资为三大支柱的“日美经济对话”究竟会把日本逼到什么地步，感到忧心忡忡。对特朗普究竟要构筑什么样的日美关系，心中还是无底，认为日本艰难的外交挑战开场了。

     在日美安保体制下，迄今的日美经济关系可谓一部屈辱史。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,日美曾在纤维、汽车、电视机等电器产品、牛肉、桔子和汇率等问题上爆发过激烈的经贸战争，而每次“摩擦”都是以日本妥协退让才过关。1989年到1990年期间,美国政府进而要求日美就经济结构开始磋商，认为日本就个别商品“开放市场”和“广场协议”(85年)导致日元大幅升值后，美国的贸易赤字并未减少,是源于日本经济的结构有问题,而要求日本对其经济结构本身进行“改造”。磋商的结果,日本被迫修改了影响美国大型零售资本进军日本的国内法,还根据美国的要求，答应在10年内增加430万亿日元(后来增加为630万亿日元)“公共事业”预算，以“扩大内需”，由此导致日本各地乱建大型超市和开发不必要的大型项目,成为日本经济泡沫的诱因。

    美国要求日本调整经济结构岂止如此，从1994年开始,美国每年向日本提出《年度改革要求书》,在贸易、金融、保险、就业等所有领域都指手画脚。民主党执政时期，“年度改革要求书”一度中断，安倍政权上台后，接受奥巴马总统的要求，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(TPP)的谈判,所达成的协议,不仅农产品的贸易,而且把整个日本置于美国和多国企业的游戏规则之下。特朗普政权宣布退出TPP之后，主张开始日美双边经济谈判。

    特朗普弃却TPP，而亟欲与日本签订双边通商协定。因为在特朗普看来，与其进行TPP那样的多边谈判，不如以美国绝对的经济优势为后盾进行双边交涉，更容易迫使日方作出让步。日本虽然对进行双边谈判持否定态度，但它不能一开始就将其拒之门外，很可能是随着经济对话的推移，不得不进入实质性的谈判。

    在日本国内，除此疑惑和担忧之外，还有几层。第一，担心美国在安全问题上开的是“空头支票”。认为虽然联合声明指出美国致力于使用全部军事实力保卫日本，声言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，但其实毫无新意，只是过往立场的重新宣示。一旦日中间围绕钓鱼岛发生武装冲突，美国不一定会尽保护日本的义务。

     第二，担心美国提出驻日美军经费问题，这次会谈中虽然没有提出，但噩梦难消，担心今后美方有可能以要求增加军事预算等形式，要求日本承担更多的费用。

     第三，担心中美走近，把日本给耍了。认为特朗普在安倍访美之际，安排与习近平主席通电话，阐明美国新政府坚持“一个中国”政策的立场，并当着安倍说，中美友好对日本有好处，意在挑动日中竞争，以坐收渔人之利。日媒体警告安倍，如果一门心思地认定美国会与日本一起对抗中国 ，就是不能正确地认识中美关系，奉劝安倍采取措施，改善同中国的关系，以免再陷于当年“越顶外交”的尴尬和被动境地。

    第四，担心安倍为了强化“不可动摇日美同盟”而采取追随特朗普的一边倒政策，会失去国际社会的信任。日本媒体指出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安倍以“内政问题”为口实，对西方主流社会共同声讨的特朗普限制移民政策避而不谈，难免遭到孤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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